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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

由于到任年度不同,谢晓东基准年分值为81.4,赵飚基准年分值为78.7,而两人均于2013年底离任,因此离任年分值均为86.35。“任职期间水质明显改善,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……但仍有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、乡镇建成区生活污水集中处置提升率等9项指标未达到标准要求。”这是工作组对两人开展生态审计的最终结论。

“此次审计中提出的未达标事项,实际上也是各地生态建设中的普遍问题。”绵阳市环保局机关党委书记杜天福认为,审计将这些问题提出来,正是为了促进当地党政领导对此形成新的解决思路。

吴坤至今记得,审计结果送达给谢晓东和赵飚后,两人给他打电话时的热情:“很客观很公正,既肯定了我的工作,也指出了不足。”“审计结果对我今后的工作也很有指导意义。”

2014年初,绵阳市对外公布了区县干部离任生态审计的制度设想,立即引发关注。有网友质疑:“从没听过哪个地方搞生态审计,绵阳是在做秀吧?”

吴坤认为,审计目的的“另一半”,在于对地方一把手的警示。“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,生态审计今后会形成台账,逐渐和经济审计相结合,成为干部任免的重要依据。”

其实,审计结果在送达被审计对象之前,便已经送交三台县委县政府,绵阳市还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审计情况。但吴坤一直在担心:“审计能不能发挥作用?被审计对象是否会有情绪?”

经过反复开会,工作组成员达成共识:审计细则应尽量细化,尽可能减少审计的自由裁量。“我们参考了国家和四川省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的一系列指标,最后制定的32项具体指标涉及生态空间、生态环境、生态人居等六个方面。”最终的指标体系还纳入了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、小流域整治等具有绵阳地方特色的生态指标。

工作组针对该县的自查结果专门开会强调:若只是空谈成绩,对市委、对外界都无法交差。

审计细则出台后,哪个区县适合“第一个吃螃蟹”?很快,工作组将目标锁定为三台县——三台县原任的县委书记和县长离任时间均不长,并且是人口超百万的大县,可以充分检验生态审计的可行性。

审计结束不久,三台县针对乡镇建成区生活污水集中处置率低的问题开展专门调研,引入社会投资,启动了新的乡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项目。“提出问题后,能促进问题解决,审计的目的就达到了一半。”吴坤说。

两人的担心并非多余:对离任区县“一把手”开展生态审计,绵阳市这一举措可谓开全国先河。结果会怎样?

同样感到不轻松的,还有绵阳市环保局副局长吴坤。作为生态审计的牵头单位负责人,吴坤压力来自很多方面。

在吴坤看来,网友的质疑是有道理的:将生态文明建设由“软任务”变成“硬指标”,可行性尚需检验。

2014年9月17日,由一位市委常委带队,工作组近30名成员进驻三台县,为期三天的生态审计工作由此展开。工作组成员深入企业、厂矿、林区、河流等实地查看,按照指标体系逐项检查并打分,同时组织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社区代表等进行现场测评。

谁来牵头?“市里考虑过由审计局牵头,但经过讨论,又觉得这不同于普通的经济审计,不在审计局职能范畴中。”吴坤说,生态审计带有更多的评估性质,从专业范畴考虑,确实应该由环保局牵头。绵阳市迅速成立了生态审计专项工作组,由市环保局局长担任工作组办公室主任。

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指出,“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,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。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”。2014年,四川绵阳在全国率先开展了领导干部离任审计。如何确保审计结果客观公正?生态审计有何意义?

为稳妥起见,工作组在进驻三台县开展审计之前,建议该县先开展生态审计自查。“从自查情况看,当地的压力很大。”毕竟这是对刚离任的“老领导”开展审计,若过于严格,怕被人指责“不地道”。因此,自查的结果与工作组的预期相去甚远。

收到市里对三台县进行生态审计的通知时,谢晓东心里暗暗捏了一把汗。当时,他已卸任四川绵阳市三台县县委书记一职,担任了绵阳市副市长。这次审计以他县委书记任内的生态建设情况为内容。同谢晓东一样悬着心的,还有绵阳市城乡规划局局长赵飚——他此前担任三台县县长,因此也成为此次被审计的对象。

根据审计设定,被审计对象的到任前一年为基准年,基准年生态情况的分值,对比离任年生态情况分值,就是最终的审计结论。